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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记本”注:从“研究生”到“研究牲”“牛马”的无奈调侃,当代研究生“既无研究也无生活”的困境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议题。这一现象背后,是研究生培养理念转型、组织制度约束与个体策略调适的多重交织。本文基于Y省H校某文科学院硕士研究生的质性研究,从宏观教育理念、中观组织情境与微观个体实践三个维度,解析研究生“双无”状态的生成逻辑与应对路径。
首先,宏观层面的培养理念转向,推动学习边界从“学术性”向“职业性”扩散。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从理性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变,市场对“即插即用”型人才的需求,促使培养目标兼顾学术素养与职业能力,原本聚焦研究的学习边界被拓展至实务领域,学术性与职业性的融合让研究生陷入身份定位的“十字路口”。
其次,中观层面的组织制度设计,以合法化方式控制学习边界。“三助一辅”制度本为兼顾学术与职业培养,但在高校行政负担加重、绩效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逐渐异化为行政事务分摊工具。导师与院校将大量非学术性事务包装为“能力培养”,借助权力优势转移行政压力,导致研究生研究时间被侵占,学术参与沦为边缘性辅助。
第三,微观层面的个体策略调适,呈现内化、冲突与动态组合的多元样态。面对边界模糊,部分研究生将非学术任务内化为“全面发展”的必要环节;部分则因角色冲突陷入心理撕裂与学术挫败感;还有些通过整合兴趣与学术目标、明确时空边界等动态策略,在多重压力下寻求平衡。
研究指出,研究生“双无”状态是教育理念、组织制度与个体选择交互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学习边界的模糊化与控制权的失衡。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高等教育绩效管理下的隐性成本转嫁,也折射出传统师徒伦理与现代劳动认知的文化张力。唯有厘清学术与非学术的边界、优化培养制度设计、尊重研究生的学习主体性,才能让研究生教育回归“以研究为本”的核心,破解 “无研究无生活” 的困局。
本文首发《教育学术月刊》,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王俊、黄碧峰、朱莉萍、李欣、闫莉蕙、黄嘉敏,本文为节选,特此分享。

▍边界的生成:从“学术性”到“职业性”的转向与融合
对于学习什么,研究生似乎一直缺乏发言权。在不同发展阶段,高等教育价值与大学职能决定了研究生的培养理念与培养目标。西方大学自中世纪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研究生培养主要经历了从理性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向,理念从重视“学术性”转向重视“职业性”,学习边界也随之扩大。
(一)从“学术性”到“职业性”:研究生培养理念的转变
对“无研究无生活”的硕士研究生而言,能否专注学术研究始终是其关注的核心诉求——“都研究生了,为什么还要布置那么多行政性工作……行政性工作以后有很多机会去做,为什么一定要在上学时候来做?现在抓紧时间学习不是更好吗?”——这类困惑揭示出该群体的共性认知:研究生教育的重心在于学术研究,其学习边界应严格限定于研究领域。这种认知并非毫无根据——现代大学三大职能之一的科学研究使命,强调大学应鼓励自由讲学、注重学术研讨与理论研究。而研究生作为科学研究的接班人,唯有纯粹的学术训练,才是培养研究能力的不二法门。因此研究生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是研究式学习,即“在研究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这种研究生培养理念深刻形塑了他们对学习边界的认识。
然而,伴随着高等教育从“象牙塔”向社会服务功能转型,大学培养“专门人才”的作用日益凸显,由此催生突出职业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尤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逐步将硕士研究生群体排挤出学术职业体系之外,研究生就业早已从科研岗位转向实际工作部门。而对非学术性岗位而言,学历却并非那么重要,能力反而成为市场竞争关键。这直接反映在用人单位要求毕业生“立刻能用”的现实要求上,其就业的“社会弥散性”让研究生“成功”的定义由学术产出转向更为综合全面的个体发展,研究生学习的边界被扩大到实务领域。
(二)边界设置:研究生培养的工具塑能
在研究生人才培养理念转变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倒逼下,不少大学不得不进行培养策略的适应性改革。制定硕士生培养方案时,不仅需遵循学科知识发展逻辑以完成学术发展目标,更要考虑硕士研究生综合能力培养以应对职业竞争需求。因此,部分导师明确提出在培养硕士研究生时,并不一定以培养学术能力为主,而更多会根据学生实际情形训练其职业能力。“我会带他们去做认证,做省一流专业、国家一流专业资料的梳理。其实就是在培养其管理的能力、人际的能力以及学术的能力。”
在教育政策规约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牵引下,培养单位逐步形成学术性与职业性并重的能力建构框架,培养方案即为模块化塑能的“工具”。如H校J院某专业培养方案明确提出要“实施模块化学科课程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培养既具有良好教育学术素养,又能胜任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教研机构的教学、管理与技术支撑人才”。为系统性提升硕士研究生作为市场“工具”的竞争优势,高校不得不提供各类行政岗位、活动竞赛、技能培训等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未来职业所需的实践技能。在此过程中,导师群体不仅成为这些实践活动的直接责任人,更承担着学习边界建构者的核心角色,并根据自身判断决定学生的学习内容与方法。
我觉得老师的判断很重要。有些学生他的确学术能力很强,我会让他更多去往这方面发展。但是有些学生非常缺乏锻炼,我就会给他安排一些行政性工作。比如我让一个学生去跟一个园长培训班,一跟就是3个月。在这个过程中,他能认识这个社会的复杂性、人的多元性等,锻炼太大了。
这种直接由导师判断的方式,使研究生学习边界变得更为个性化和模糊。
(三)边界扩大:学术性与职业性的融合
从研究生培养范式转变的维度考察,硕士教育呈现学术性和职业性的二元结构取向。学术性主要体现对理论前沿的追求、理论功底的深厚、学术视野的拓展、科学方法的训练以及学术素养的提升,并以此作为博士培养的前置学习;而职业性则主要注重知识应用性和实际能力培养,强调与行业需求对接,并致力于在就业市场取得竞争优势。
学术性与职业性的二元结构张力,也使硕士研究生群体陷入较为尴尬的“十字路口”。较之博士生群体,他们大多不会从事学术性工作,导师对其学术能力与研究成果并不抱太大期待,故可能不愿投入过多时间对其进行学术训练;相较于本科生,雇主固然重视其职业能力,但在学历“鄙视链”中自然而然认为硕士更具研究水平,故可能对其学术功底有更高要求。在本科和博士夹缝之间,硕士研究生既存在学术研究能力提升的诉求——“可能对他自身的期待来说,他会觉得我是来做研究的,哪怕不考博,也想把硕士论文做好。”同时希冀在非学术职业发展及相关综合实践能力上有所建树。因此,为适应日趋复杂的工作环境,该群体需在保持学术深度学习的同时,关注知识的实际应用。学术性和职业性两者交织融合并渗透在硕士研究生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学习边界更显宽泛。
▍边界的控制:制度化的行政与边缘化的学习
硕士研究生“学术性”与“职业性”的融合需要基层教育组织提供相应培养场所。不谋而合的是,我国高校基层教育组织也面临日益繁多的行政性事务。如此由基层教育组织提供行政助理岗位似乎成为一剂“良药”,推动组织绩效与研究生能力培养达成双向奔赴。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访谈、实物收集和观察的方法,对Y省H校J学院硕士生何以既无研究也无生活的问题进行考察。研究从宏观层次的教育理念、中观层次的组织情境与微观层次的边界重塑三个层面,对硕士生“双无”现象作出解释。从宏观层次来看,硕士生培养经历了理性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向,市场需求渗透于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其学习边界在“学术性”与“职业性”间扩散并趋于模糊化;从中观层次来看,高等教育组织的现实需求将学习边界扩大并予以合法化,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控制了硕士生学习的边界;从微观层次来看,硕士生将非学术实践通过内化、冲突与动态组合的方式重塑学习的边界。硕士生在教育理念、组织情境与个体内化的交互影响中成为“无研究无生活”的“边界跨越者”。硕士生“无研究无生活”固然只是部分群体的自我感知,但该现象及其背后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仍值得探讨。
首先,当代高等教育的学术秩序与日常实践正被绩效管理主义深刻塑造,而研究生正是管理改革的隐性成本承担者。高校绩效管理主义源自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结果导向与效率优先,其核心机制是通过绩效指标和目标设定来对高校内部和校际之间资源进行分配。其结果是高校及其教师为获得生存或赢得竞争,追求更多更好科研成果,这种竞争逻辑必然导致行政事务泛化。尤其在行政管理链条末端,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往往成为基层执行者,负责承接较为低端性的材料整理、经费报销等诸多繁琐且低效事务,研究生群体俨然成为学术竞赛中的低端劳动者,其实质已使研究生沦为绩效考核体系的隐性成本承担者。
其次,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认知。正如布鲁纳(Bruner)所言,“人们根据文化塑造的观念来组织他们对自己、他人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看法”。中国自古以来的人情伦理、师徒传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思想观念等都赋予研究生阶段“非学术事务”特殊意义,这些事务常与学业指导交织共生而难以被厘清。在多数教师看来,安排给学生行政性事务是培养生存技能的过程,是应对未来挑战的必要经验积累;部分学生也主动接受这种安排,甚至挤压生活与休息时间以换取更多实践机会,进而与教师建立更加紧密的师生关系。这种文化惯性使非学术事务获得合法性,并在业界形成文化再生产。
本研究对硕士生“无研究无生活”困局的解释为边界理论拓展了新的运用情境。硕士生本应以研究学习为本职,但却要长期承担非学术事务,学术本业与非学术事务交织与互嵌,使学习边界更为模糊,进而挤压硕士生的学习与生活自主权,使其陷入“无研究无生活”泥沼之中。研究对克拉克的工作一家庭边界理论及其发展中的两种解释路径加以整合,在宏观教育理念、中观教育组织与微观个体实践的社会情境下构建“边界生成一边界控制一边界重塑”的分析框架,动态性地分析和解释硕士生“无研究无生活”现象及其背后互动机制。根据同样逻辑,该理论分析框架亦可用于解释教育领域内其他相关群体的工作生活边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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